大秦帝国风云录 ！宝鼎明确了代北战场的攻防策略之后，随即与各军统率进行了商议。

代北军、北疆军、北部军和中原军主力分别屯驻于青陂、平城、金沙滩和治水上游的黄花岭一线，从防御上看这是一字长蛇阵，但一旦转为进攻，则是锋矢战阵，而锋锐就是直指苍头河的北疆军。杨端和率一部分中原军和代北地方军镇戍代郡，驻守要隘，与燕军对峙。

司马尚的代北军和蒙恬的北疆军继续携手作战，向苍头河一线的匈奴人发动攻击，最大程度地把匈奴人压制在白道坂和杀虎口一带，继而保证秦军可以顺利地修筑堡垒和垦荒屯田。

宝鼎的命令一道道下达，竭尽全力调动代北所有力量实施这两项关系到代北存亡的重大计策。

现在是初夏，经过几个月的垦荒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深秋时分就可以播种冬小麦。冬小麦要到来年的夏天才能收割，那么在这一年时间里，假如中土形势的发展对大秦始终不利的话，代北就无法得到咸阳充足的财赋支持，只有被动防御，而防御就要靠堡垒了。

垦荒屯田重要，修筑堡垒同样重要。军队不但要与匈奴人作战，还要垦荒屯田，更要参与堡垒建设。与此同时，代北人也被组织起来参加堡垒修筑和垦荒屯田。值此生死存亡之刻，唯有上下齐心，军民携手，方能击败外虏，重建代北。

但代北的力量毕竟有限，无论是垦荒屯田还是修筑堡垒，都需要咸阳的支持，需要晋中和河北两地的支持。

太原方面当然义不容辞。代北是太原的屏障，是晋中的门户，而晋中的太原、上党、上郡、河东等地的军政官长不是出自老秦人就是出自冯氏，对武烈侯和代北当然是鼎力相助

河北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公子扶苏、王翦和冯毋择等人在钱粮物资上无法帮助代北，但他们手里有人，攻占中山让他们掳获了大量的逃亡庶民。本来王翦打算把他们遣返原籍，一边赈济一边重新给他们分配土地。这下正好，全部送给代北，为河北解决了一个大包袱。

赵国曾经数次打算从河北迁徙人口到代北屯田，但都因为各方面的蓄意阻扰而没有成功。谁愿意去蛮横之地？谁愿意直接面对匈奴人的烧杀掳掠？谁愿意损失自己在河北的利益？赵国没有做成的事，秦国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秦国以自己强悍的武力，把这些饱受大饥荒和战乱蹂躏的河北人强制转徙到了代北，而且一次性就转徙近百万人口。

河北把这个大包袱甩给了代北，其自身的恢复能力骤然暴涨，再加上以买卖土地来换取钱财物资，河北的恢复重建速度非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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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时代的“阵痛”在代北达到了极致，饥饿、战争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这块土地上肆虐咆哮。

宝鼎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冷血机器，为了让代北“活下去”，他无视饥饿、战争和死亡在代北大地上的肆虐，他就像一个血腥而残忍的“暴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顽固而执着地推行着自己的策略，从军队到庶民，到奴隶，甚至到牲畜，每一个生灵都变成了“暴君”手里的“食物”，以敲骨吸髓来形容都不为过。

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需要实行特殊的政策。代北在宝鼎的铁腕控制和血腥镇制下，新法令新制度层出不穷，其目的就是一个，最大程度地压榨代北的潜力，最大程度地把代北有限的资源榨干吃尽，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益。

这一时期，从咸阳、中原、河北乃至东南、江南等地不断传来消息。

齐国对中原的攻势异常猛烈，韩魏两国逃亡贵族的联合军队也乘势攻城拔寨，步步逼近中原腹地。

楚国政局再度发生剧变，以景氏和项氏为首的主张合纵抗秦的贵族们与以阳文君熊岳为首的坚持连横秦国的贵族们终于爆发了“战争”，两派贵族血腥厮杀，阳文君熊岳惨遭杀戮，其庞大势力遭到血洗，其盟友更是纷纷倒戈，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合纵抗秦。

寿春一度陷入混乱，但景氏和项氏并没有一味杀戮，而是迅速与楚国贵族们形成了妥协，在最短时间内稳定了局面，牢牢控制了朝政。

楚王负刍不得不接受残酷的事实，下令撕毁与秦国的盟约，合纵抗秦，与齐国联手夹击中原。

很快，项燕指挥楚国军队沿鸿沟北上，首先包围了陈，接着其淮南主力直杀颍川。

秦军在中原战场陷入极端困境，首尾难以兼顾，岌岌可危。

蒙武无奈之下，果断下令放弃陶、陈两座重镇，急速收缩防线，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大梁和新郑，确保中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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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毁盟，断绝了对江南的一切支援，并封锁了大江。

公子高临危不乱，在武安侯公子腾和昌平君熊启的协助下，急召东南、江南两地军政官员，做出了中止实施西南策略，停修南岭大渠的决策，果断集结东南、江南两地军队，在水师配合下，向楚国的九江郡发动了攻击。

公子腾和盖聂率军直杀九江重镇彭泽。

公子高、熊启和魏起率领东南军队和水师沿大江而下，直杀楚国长江要隘夏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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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形势瞬息万变，咸阳宫手忙脚乱，代北、河北、中原和东南局势的急剧变化更是让秦王政和中枢目不暇接，穷于应对。

统一大势明朗了，中土诸侯国为了生存不得不绝地反击，统一进程因此受阻。重重危机下蕴含了中土统一的契机，大秦只要把握住这个契机，只要挺过这个难关，狂风暴雨之后必将是美丽彩虹。

但是，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都没有看到扭转危局的契机，相反，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枢即将失去对地方控制的危机感。

这时候，武烈侯的奏章到了。在这份奏章中，武烈侯以太傅和护军中尉的名义，以中枢大员的名义，严正告诫秦王政和中枢，必须改变固有的思路，必须在大一统的前提上全盘考虑中土形势，继而拿出与大一统相适应的策略，确保大秦能够在艰难的统一进程中稳步前进。

同样的告诫早在武烈侯第一次回到咸阳的时候，早在他离京出塞之前，就已经在不同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阐述过，归根结底一句话，治理一个诸侯国和治理一个疆域万里的庞大帝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从君王到士卿臣僚，必须从思想上做好准备，从国策上做好调整，整个王国必须随着统一进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以便与统一进程相适应，继而控制和推进王国的高速发展。

但无论是秦王政还是中枢，都没有重视宝鼎的这些告诫，依旧用固有的思路和国策驾驭着大秦这驾马车飞驰在统一进程上，结果今天他们终于“撞”到了石壁上，头破血流。

如何扭转当前局势？

秦王政和中枢一筹莫展。